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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2-12 18: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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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中的长笛形制不一，跽坐、蹲坐和盘腿坐为其主要演奏姿态，表现形式为独奏、伴奏和合奏。汉画中的长笛具有音域宽、音色变幻、易制易带等特点，折射了汉代社会的文乐之风、礼乐之风、四夷之风和民族融合之风。匍盉出土于河南平顶山应国墓地，作器者匍是应国 。铭文记录了王室大臣青公遣使问慰应国大臣匍之事。铭文内容与事行动相关，说明在某些情况下，王朝大臣可以派使者直接与诸侯国的大臣接触。匍盉铭文是西周王室与诸侯交往的记录，反映了西周宾客之礼的内容，但还不能成为西周时期诸侯遣使互聘的证据。《大武》舞是创作于西周初年的一部史诗性舞蹈。《礼记·乐记》记载这个舞蹈共分为六"成"，其中的第三成"三成而南"对应的歌词为今本《诗经·周颂》的《赉》诗。"三成而南"寓意丰富，不仅蕴含"文王之德"的思想，还反映了武王在南返途中，在管地封赏有功之臣、部署对南国诸侯的事行动的史实。新成立后出土于北京的"金《孙即康坟祭文》暨辽《孙克构墓志铭》"残石，对于研究辽金历史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但长期以来，该石刻一直未受到辽金史学界的注意。本文对这方残石碑文进行了的考释，认为《孙即康坟祭文》记载了孙即康因致仕，可补史之不足；碑文中"宗"字清晰可见，足证金章宗以后避讳并不十分严谨。孙克构是孙即康的曾祖父，生于辽圣宗末期，卒于辽道宗末期，重熙十五年(146年)考中进士， 终至三品。其仕途相对通达，与其岳父是刘六符的背景有关。通过比照该残石与此前出土于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区的"孙氏先茔残幢"残石，不难发现二者碑文的字体应当出自一人手笔，由此可以断定本残石的出土地点也当在新街口豁口地区。《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景公疟》记述的是晏子劝谏齐景公的故事，内容见于《晏子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现存竹简缺失下部多于1/4的部分。本文通过对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对比、竹简缺文的试补，证明整理者对竹简形制的推测是可信的。在此基础上对竹简进行了新的编联，并对简文个别难以理解的语句进行了疏释。同时发现，在比照传世本对竹简本进行复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版本中关键语句出现的顺序不同，导致编联参照物的模糊，从而造成了编联的难度。灯具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照明器具，包括灯和烛台两大类。灯具延展了人们作息的时间和空间，极大地便利和丰富了人类生活，同时承载着丰富的社会历史信息。本文以南方地区出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铜灯具的类型学研究为基础，通过比较研究探讨相关问题。六朝铜灯具可以分为竖柄灯、横柄灯、提吊灯和座灯四类。通过比较当时南、北方铜灯具形制，可知铜灯具的造型和工艺承袭自汉，虽独立发展，然南北交流存续未绝。通过比较铜质和陶瓷灯具，可知虽然陶瓷灯具逐渐占据主流，但是铜、瓷材质各有优势，二者互为补充并相互借鉴，可满足不同阶层的审美和使用需求。六朝是古代灯具的转折时期，汉灯余韵和时代新风在六朝灯具上显得尤为突出，反映出深层的文化交流和社会变迁内容。本文是基于物质对汉唐社会历史进行实证化、具象化研究的新尝试。东汉至南北朝的陶瓷烛台造型可分为动物类、几何类和植物类。前两类烛台形制较为丰富，植物类相比于二者形制较为单一。动物类烛台在东汉、三国、两晋时期较长时间存在，几何类和植物类主要在南北朝时期出现，存在时间较短。在文化因素上，烛台 重要的部件是烛管，不同时期烛管形制的差异，与不同时期对不同类别的蜡烛使用有关。烛台高度也因应后来人们垂足而坐的新变化。在纹饰上，动物类烛台纹饰较为繁复，植物类烛台次之，几何类烛台极少。在地域分布上，南方烛台形制及数量远较北方的丰富，南方地区的陶瓷烛台中，福建地区的烛台地域特色鲜明。整体上来看，东汉至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解决陶瓷烛台的蜡烛直立性和外溢蜡液的收集方面，出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为后世在这两个方面的突破奠定了基础。基本数据的准确性是对考古报告的基本要求。王城岗大城的面积是推测出来的，使用"复原"一词不当。以古史记载中所见夏代积年的期限来判定哪座城址是禹都阳城，是个世纪性难题，目前尚未解决。本文概述扬州南宋堡城和宝佑城的相关文献记载及已有考古发掘研究，对《(嘉靖)惟扬志》和《(嘉庆)重修扬州府志》中"宋大城图"和"宋三城图"进行比较，通过文献地图和现代地形图、航片、卫星遥感图等的比照，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结果，就扬州南宋堡城和宝佑城的沿革发展等作初步研究。研究揭示，其发展沿革可以划分为堡寨(砦)城、宝佑城、"大城"三个阶段；宝佑城东西两座城门外侧、城圈拐角以及西南平山堂等处的现有地势地貌，与文献地图"宋三城图"中所绘宝佑城面貌近似；宝佑城和平山堂城外围可见的土垄，很可能是南宋宝佑城外围的另一圈防御体系；宝佑城西城墙外两道水沟之间的高地，是宝佑城西瓮城和平山堂城的连结通道。南宋时期扬州宋三城格局形成后，平山堂城作为宝佑城的一个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